2023年5月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它是中国古代社会应运而生的产物,具有鲜明的中国古代特色。近期对《乡土中国》的学习,引发了我对其诸多的思考。

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有哪些?它们又是如何产生的?在我看来,其无非是在孔孟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在中国小农经济的基础下,衍生出的一种有利于中国人民生产活动的文化。正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它第一的特点就是遵循自然规律、注重自然规律。中国古代以农为本,农业与天气气候密切相关,于是人们看重求神拜佛,农民强调种田耕地。在这种十分规律的劳作生活下,中国人以家庭为生产单位,进而家庭从生产单位变成了社会的组成单位。中国古人十分强调家的概念。

其二,在这种每天不需要雇佣的稳定的生产关系下,中央政府往往统揽全局,对整个中国享有统治权。这种统治权是由人民所认同的,因为中国人民注重家的概念,也便注重国的概念,注重天下一同,“为生民立心,为天下立命”,试图通过一个中央政府掌管天下的一切事务。儒家思想顺应王朝统治稳定的要求,自然也就成为了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正统思想。知识分子将大量时间和精力放在政论和治国上,放在了学习儒家经典上,这本质上是维护统治的一种表现。

第三,中国人在儒家思想的作用下,形成了一种所谓“仁爱”的价值观。这一点很有说道。那么,儒家思想又是什么呢?在我看来,它的核心是两个:一是强调等级观念,“仁爱”一定要建立在一定的差别之下。对于父母的爱和对于儿女的爱是不同的,对于君主的爱和对于百姓的爱是不同的。在这种不同之下,社会的稳定依赖于分明的等级,“孝悌”“尊老”就是最生动的例证。老百姓追求科举当官,它能够让人一下跨越等级,成为统治阶级。第二是强调礼节和道德,力图通过人最原始的道德要求和鲜明有序的礼节来维护社会的稳定。“人之初,性本善”表明中国人相信人生来具有道德标准和道德要求,那么治理社会的方式就会变成了发挥道德的作用。“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对人提出了换位思考的高标准的道德要求,这足以证明道德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眼中十分重要的东西。在如上的社会文化主流之下,中华传统文化便不断演变,出现了它的雏形。
对于儒家思想,我想补充一点。在我看来,儒家思想的本质透露着一种理想主义和虚无主义的色彩。无论是“礼”还是“道德”,妄图通过它们来实现社会的全部治理是有些幼稚的,因为每个人都无法完全做到“设身处地”“推己及人”,完全遵守道德规范和礼教。在这种约束性的文化下,中国人民的创造力客观上得到了不少程度的限制,这也能够解释中国科学文化的发展为何如此缓慢。但是,它却有利于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统治,以至于千百年来,中国王朝一直更迭,从未消失。

至此,我们已基本弄懂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和产生的历史。它脱胎于以农为本的中国小农经济模式,也适应于中国小农经济的模式。这完全符合于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可以说,我们对于以上部分的论证,是十分合理的。

那么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中国古代人民在以上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它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呢?中国人民又形成了哪些品格呢?

首先,劳作也就是种地,一定是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若没有足够的粮食,无法交足给地主的粮,无法纳税,更无法生存。他们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是十分规律的。在这种规律而主要需要付出汗水的工作中,中国人民普遍逐渐形成了容易麻木的性格特点。例如在无尽的劳作和重复劳动中很难感到无聊,甚至以拖地、洗碗为乐趣。(我承认此处带有一定的个人情感)在中国近代,这种行为和性格尤其明显,导致很大一部分中国人在面对家别国难时无动于衷。爱因斯坦有着这样对中国人的描述:

在日记中,他将中国人形容为“勤劳、肮脏、迟钝的人”。
他写道:“中国人吃饭的时候不坐在长凳上,而是蹲着——就像欧洲人在茂密的树林里解手的时候所做的那样。就连孩子们看起来都是无精打采的迟钝样子。”
在描写了中国人“旺盛的繁殖力”之后,爱因斯坦又评论说:“如果这中国人取代了其他种族,那就太可惜了。对于像我们这样的人来说,缺乏思想将是无法言说的枯燥乏味。”

其次,在这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下,中国人的消费观念十分有趣:他们能省则省,将消费视作有百害而无一利的行为。这与同时期资本主义下的欧洲社会是截然不同的,因为中国人每年只有那么些粮食可以吃,而且也没有丰富的市场供他们进行物质交换。尽管明朝后期中国已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在十分强大的封建主义势力下,资本主义萌芽并未发展起来。这也就导致了,中国的生产力一直是十分落后的,中国人民的生活一直是十分艰苦的。老子的消费思想以“俭”为中心,提倡知足与寡欲。老子认为“罪莫大于甚欲,过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道德经 俭欲第四十六》)。他提出节有利于积累财富,“俭故能广”。而奢华会引人入歧途,“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政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 (《道德经·第十二》)。墨子消费思想以“节用”为核心,认为“俭节则昌,淫佚 (逸) 则亡” (《墨子·辞过》) 。他主张消费以维持较低的生活需要为限,在衣食住行上提出了严格的消费标准(《墨子.节用》)。中国古代消费思想是在生产力水平较低下,国计民生无法得到保障的情况下形成的。面对生活资源的长期短缺和匮乏的局面,为了维持生存,缓解社会矛盾,必然要提倡去奢从俭。

第三,中国社会给每个阶层、每个团体的人都设立了重要的规矩,来维护分明的等级。例如女性应当裹脚,以成为男性的私人物品的象征;儿女应当侍奉父母,对于父母的训斥,则应当“不敢出一言以复“;男人应考取功名,走仕途当官,”学而优则仕“。此类要求多的数不过来,一言以蔽之,就是: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得不遵守的规则,这套规则并不写在法律之中。与现代社会不同的是,这类规则相比现代十分之多,十分之复杂。

第四,中国社会注重私的交流,古代人民的法律意识淡薄。例如遇到问题,人民首先会想去找当官的人,通过“政府“这个统一的机构来实现他的目的。这也就导致中国古代腐败的官僚机构十分之多,甚至达到了”政府只为有钱权的阶层服务“的地步。在这种腐败的统治下,封建王朝必定会土崩瓦解,而生出一个新的没那么腐败的封建王朝来。可是由于上述的原因,这个新的封建王朝又会不得已的走向腐败,最终覆灭。就这样周而复始,中国社会便陷入了”王朝周期律“中。

中华古代文化在物质条件的客观基础上,通过这些方式不断影响着中国古代人民,进而形成了中国古代的独有的价值取向和文化体系。它们有值得借鉴部分,例如“尊老爱幼“和“以天下为己任”的济世情怀;也有腐朽过时的部分,例如“卖身葬父”和“埋儿葬母”,其中有些价值观甚至直接与当代全世界人民共同的价值观完全相悖。那么,如此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文化,又能给我们什么启示呢?

这一点很有讨论的价值。根据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辩证法,一个东西的过去必定会影响一个东西发展的未来。因此,通过完全否定过去来建构文化自信是不现实的,是错误的。即使是下足了决心搞明治维新的日本,至今仍然保留着很多大和民族的文化。但是,过度强调中华传统文化又会让我们固步自封,从而落后于世界进步和发展的浪潮之下。因此,掌握好这个度,弄明白什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如何发扬、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十分困难的。因此,在这里,我并不发表过多意见,我也并未在脑海中做出相关的、严谨的论证。这可能要依赖于我之后的成长,进而产生新的想法。这也依赖于我们这一代人,通过实践来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

因此,我们这一代人身上的重担是十分之大的:我们不仅身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每天需要面对个人的人生价值的实现和个人幸福的追求的问题以外,还要承担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历史重任。个人的幸福已经如此复杂,那么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又该走向何处呢?此处我不敢多想。这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它承载了太多人年轻时的满腔热血甚至一生的奋斗时光,承载了太多人的生命和太多人一生的理想。

此外,我们还要思考最后一个问题:中华文化(不仅是传统文化,还包括现代文化)应该通过何种方式来影响世界,进而成为世界人民的文化的一部分?这一点也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全人类是休戚与共、完全统一的,全人类的追求在本质上必定是高度一体的,无论是环境保护、反恐禁毒还是抗击疾病、世界和平。

本文就到这里结束。我们进行一下总结:
本文首先概述了作者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认识,其中包括它的特点和产生的方式,然后论证了在这种文化下,中国人民是如何生活的、中国人民的精神特点是什么样的。接着,本文辩证地分析了这种中国古代传统价值观,表达了一定主观上的对于它的看法。最后,本文提出了如何运用中华传统文化甚至中华现代文化的问题,引发了一定的思考。

波澜壮阔、沧桑巨变的民族复兴图景,镌刻着几代中国人前赴后继、艰苦奋斗的身影。让我们彰显新时代中国人的自信品格,与时代同进步、与祖国共成长!

民主集中制对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着重要意义,从宪法的角度看,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去解读民主集中制。
首先,我们来了解民主集中制是什么。它和很久以前恩格斯提出的民主概念是息息相关的:民主本身代表着大家共同的意愿,然而,若没有这样一个集中的意志来统一决策,大家是谈不成好事情的。也就是说,民主本身并不排斥集中,相反,它依赖于一定的集中。只有集中才能让民主起到正确的作用。这就是民主集中制的本质的东西。在很多年后,民主集中制这个概念就出现了。
它最先由列宁提出。民主集中制与官僚主义集中制和无政府主义都不同。其中前者违背了民主的本质,后者背离了集中的含义。它并不是忽略民主主体的意志,并不剥夺苏联每个共和国的自治权。相反,它建立在自治权的基础上。因此,它并不是一种霸权主义,并不是不民主的。
在中国的历史上,毛泽东也丰富了民主集中制的内涵。一方面,政府需要代表民意,从而为人民服务,符合人民的需求;另一方面,政府也需要集中的决策和管理,来提高行政效率。这两者就是民主制和集中制的关键。随后,毛泽东从资产阶级的角度对民主集中制进行了解读。它与资本主义社会的三权分立、分权制衡是完全不同的。
这样的话,我们就明白了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含义:它强调同时兼顾民主和集中,能够很好保证人民参与民主生活,也能让民主生活规范有序。另一方面,它与我们人民当家作主的政体相适应,符合法律上的要求。这样,我们的国家机关围绕着民主集中制,就可以很好的开展活动了。
那么,民主集中制是如何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上发挥作用的呢?首先,可以从人大代表的选举和产生上解释。选举人大代表本身体现了民主,而人大代表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就是一种集中。其次,在人大代表行使自己的表决权、审议权时,遵循着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这也是一种民主。最后的法律、决定等上升为国家意志的东西,就变成了集中的体现。由此可见,民主集中制保证了人民代表大会的有效运行,在我国民主的运转方面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民主集中制在人大和其他国家机关的关系上也有体现。国家机关由全国人大民主票决产生,使人民的意愿上升为国家意志。随后,人民代表大会对国家机关进行监督,国家机关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就这样不断地,人民意愿通过民主的方式集中到国家机关,让人民的意愿上升为国家意志。
我国是单一制的国家体制,各行政区域接受中央政府的领导。这就要求地方不仅要服从中央,还要充分结合它自身的特点行政,也就是发挥其主观能动性。民主集中制很好地实现了这一点。国家机关和地方机关是上下级隶属的关系,在遇到大的困难和危机时可以快速贯彻落实上面的指令,行政效率非常高。而地方的人大和全国人大并不是隶属的关系,全国人大不能要求地方人大去干什么事情,他们只是享有不同的职权、在工作上有联系而已。因此,这就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并且让国家行政的效率大大提高。
这样,我们就弄懂了我国民主集中制的全过程——人大通过民主协商等方式将人民意愿很好反映,又通过投票、表决等民主的方式将民意集中起来,上升为国家意志。这种不断地民主而又集中的过程也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过程。它一方面实现了党和人民紧密相连,让党能够明白人民意愿所在,切实做到“为人民服务”;另一方面也将党内和国家机关内的力量集中起来,提高做事的效率,办好大事。这正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所在。由于国体不同,西方国家并不适合民主集中制,中国也并不适合西方的自由民主。民主集中制是和中国民主不可分割的产物,它不仅深刻适应了中国的国情,而且对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组织和活动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